孟宪刚：撼人心灵的一生——介绍南开大学108岁杨敬年教授
作者简介
孟宪刚，国务院国资委原监事会主席、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。
本文原载于《经济学家茶座》2015年第3期（总第69辑）。
全文4887字，阅读约需11分钟
撼人心灵的一生
介绍南开大学108岁杨敬年教授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去探访杨敬年教授。杨老1908年出生，今年届已茶寿。虽然腿脚大不如从前，视力变差，但还是精神饱满，谈吐严谨、有序。交谈起来，杨老面带神韵，和蔼庄重，与37年前给我们授课的情景相差无几。
本文作者孟宪刚拜望杨敬年教授
我和杨老认识是在1978年，当时我是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的本科生。系里允许我们几位年岁较大、在中学学过俄语的同学可以选学俄语课，负责教授俄语的就是年已古稀的杨敬年老师。
杨老的一生命途多舛，历尽磨难。回顾自己百年人生，杨老感慨万分地说，“能受天磨乃铁汉，不遭人忌是庸才。我非铁汉，却受到了天磨。”
杨敬年出身贫寒，自幼失去父母的抚爱，寄宿在外祖父家。他的外祖父是一位有文化、有见识、有威望的乡村教师，杨敬年的蒙学阶段就是在外祖父开设的“存古”私塾中完成的。
他记忆中的三棵古老的大樟树和伴随琅琅读书声的大教室，都被日军炸毁，只剩下他幼儿时经常玩耍的土地庙和一棵枯树。
杨敬年13岁那年，已熟读四书五经，“文理清通”，叔祖父决定借钱把他送到岳阳第一高等小学。
1924年杨敬年考取湖南省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中学，他是第28班的学生，与毛泽东是校友。他听过李维汉、田汉等人讲课，他至今还记得校园内的小亭子，以及亭子上的楹联：“芝草无根，澧泉无源，人贵自立；户枢不蠹，流水不腐，民生在勤”。
1927年春，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，为了投身革命，也是为了公费读书，杨老考取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，当了步兵科学生。那时他听过汪精卫和第三国际人士的讲演，他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他亲身经历了“马日事变”，亲眼看到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，看到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被残害。他“愤然离校”，迫于生计去小学教书，去上海、南京等地投学、找工作。
1932年杨敬年第二次考取公费性质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，被录取为第五期学生，亲历过蒋介石给学生点名。
在四年中，他系统地学习了文史、政法、经商、外文等数十门课程，阅读了几十本中外名著，在学业上打下深厚的基础，经受了严格的锤炼。1936年中政校毕业后，杨敬年没有跟国民党走，也没有去做官，决意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。
杨敬年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，是何廉、方显廷等人的得意门生。曾和南开老校长张伯苓一起过吃饭，聆听张校长的亲切教诲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军飞机炸毁了南开校园，他随南开师生辗转于江南各地。
他八年间足迹到达过湖南、江西、南京、贵阳和重庆，他曾在民国政府的行政院、财政部工作过，为孔祥熙做过秘书，为蒋介石翻译过文章。在奔波动乱中，他始终不忘坚持读书，刻苦学习外文，为的是实现那出国留学、报效祖国之梦。
1945年，杨敬年考取第八届庚款留英公费生。是年8月4日，他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，换乘火车去孟买。在火车上，中国的学子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激动得蹦跳起来。随后，他搭乘货船改装的民用船，住在底舱，海上还不时碰见鱼雷，历时一个月，终于到达英国利物浦。
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学习，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。由于战后复原返校的学生太多，他只好在校外租房，住在Iffray Road 252号。他曾担任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，参加过世界学联在布拉格的成立大会。
1948年6月，他完成了博士论文《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职权的分配（与美国和英属自治领的比较）》，获得了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时隔将近60年以后，该博士论文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找到，共计612页。
1948年9月，学成回国的杨敬年到达香港。他放弃了能够获得优厚待遇的海外谋职，也没有随同国民党当局去台湾，而是回到母校南开大学。其时，天津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，他一心一意地迎接天津解放。
天津解放以后，他担当过南开大学校务委员，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。1949年9月杨敬年奉命创建了南开大学财政系，出任第一任系主任。从此，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大学。
1951年土改时，杨敬年受到第一次批斗，罪名是“漏划地主分子”，后因“思想改造补课”又被批斗两次。1955年肃反运动中，他接受审查，被诬指为“中统特务”。
1957年又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错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，被判处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工资从207元减到60元。“文革”期间他屡被批斗、抄家、“劳动改造”，长达20余年，不准他上讲台、著书、搞科研。
就在杨敬年政治上蒙受沉重打击之时，其夫人李韵兰突然患脑溢血，卧床不起，一躺就是24年。老人的厄运接踵而来，不久他唯一的儿子杨修慧身染重症不治而亡。他老年丧子，只能与儿媳、孙子相依为命。人生的三大不幸，老人几乎全经受了，命运似乎要把他置于绝境。
尽管如此，杨老师在蒙受政治冤屈、承受巨大生活压力的情况下，在系资料室工作期间仍默默地从事翻译工作。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先后翻译了《英国议会》、《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》、《1815—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》、《经济分析史》（美国熊彼特著）、《不稳定的经济》、《美国第一花旗银行》、《垄断资本》、《银行家》等几百万字著述，陆续出版，既无稿费，又不能署名，仅得到一本新华字典的所谓“奖励”。
杨老说，“人民培养了我这个牛津博士，应该多为人民做些事情。”他深信：“我是贫农出身，完全是靠公费读书，我没有历史问题，我一心跟着共产党走，党是不会长久抛弃我的。”
老人没有被厄运压垮，他“以力制命”、“以义制命”，顽强地生活着。他相信老子的话，“物极必反”，“天地尚不能久”，“运动”就更不能持久。他认为逆境可以使人得到磨练，可以显现人的大节，并非完全是坏事，许多高尚的道德价值就蕴含在逆境之中。
含冤蛰居数十载的杨敬年，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！
1979年，杨敬年得到彻底平反昭雪，恢复政治名誉时，已年逾古稀。他不但没有退休，反而焕发了“青春”。他要与时间赛跑，把丢却的时光补回来。他看到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。
他率先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程，并用了近五年的时间，亲自编写了《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》、《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》等教材，将近120万字，为我国填补了学科建设上的一个空白。从1981年起，杨老师开始带研究生，到1994年共培养了20名硕士。
他要求研究生在基础理论课、专业课、社会调查、做论文四方面下功夫，亲自讲授、辅导，他的言教身教，使学生们难以忘怀。他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的专业英语课，历时十年，使众多的师生们获益极大。
他积极从事科研工作，完成了《论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》，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经济论文。他90岁高龄时出版了力作《人性谈》，翻译了长达80万字的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；98岁时完成了自传体《期颐述怀》的书稿，接受中央电视台《大国崛起》节目的采访；百岁以后，每天仍在研读中国哲学，视力不好，就用放大镜读书。
1987年，年届80岁的杨敬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一生的夙愿，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被国际媒体评为“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”、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亚洲名人录》。2009年3月6日，中央电视台《夕阳红》节目报道了他一生感人的事迹。
在以上杨老百年岁月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撼人心灵、令人称奇不已的“大写的人生”。杨老一生所遇遭的磨难和煎熬，非常人能承受。
无论是风刀霜剑下的屈辱，命途多舛的悲伤，还是漫长求学的艰辛，晚年治学施教的重负，他都能坦然面对，默默承受，心定自如。
人们都在思考，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杨老，使他具有这么刚强的毅力，高明的智慧，广阔的胸怀，高洁的情操，宏远的志向。我专门就此向杨老当面请教，杨老做了如下的解答：
我自幼随外祖父熟读四书五经，古文观止，唐诗三百首等书。长大以后，酷爱中国古典文学，时常阅读历代名著、诗词歌赋。在思想、感情、志趣、抱负、言行、节操各方面深受熏陶。因此不但能坦然度过二十多年错案期间的屈辱生活，而且激励我终生执著追求，奋发上进。
中国古典文学融会了五千年间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，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环境，具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，陶铸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
听了杨老的一席话，很受启发。也确实如此，在杨老平日的言行中，在杨老的著作、论文中，经常引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名著、名人诗句，引用恰到好处，使听者、读者心悦诚服。杨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，常以古人自勉，常怀善爱之心，常怀浩然正气，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。2008 年，年高百岁的杨老有诗云：
风雨凄凄忆故园，迎春万木展新颜。
百年往事东流水，一鹤乾坤万仞山。
赖有诗书消永昼，岂无知己共荒寒。
诚知古井非心境，一任狂飚卷巨澜。
杨老自己对诗作了如下的注解：“感慨过去的国步艰难，喜逢今天的太平盛世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在欣欣向荣，全世界都在和平与发展的大道上前进。我关心国事，天下事，让世事的风云变幻卷起胸中的狂波巨澜。”
杨老一生所走过的路确实很特殊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：
其一，杨老是一位跨世纪的长者，他出生于清朝封建社会的末年，中经辛亥革命、袁世凯复辟、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、中华民国、两次国共合作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的朝代、年代和历史时期。中国近代的百年沧桑和人间世像，他是亲眼目睹，亲身感受。
其二，从1949年到2009年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土改、肃反、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三年自然灾害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改革开放、中国举办奥运会等等，他都亲身经历，而且是所有政治运动的受害者，当然，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。
其三，他的求学、治学之路特殊。种种原因，他37岁出国留学，40岁时取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。之后30 年，基本处于被压制状态。70岁以后获得新生，教学、科研、著书颇丰，8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90岁时翻译《国富论》，99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，100岁以后还在研读哲学。
其四，他的人生命苦，幼年失去父母抚爱，老年丧子，中年贤妻常年患病，卧床长达24年。
杨老的一生，是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百年历史的写照，是一部活字典，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。
杨老的传奇经历，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卓尔不凡的人。杨老在漫漫的求学之路上，求索了几十年，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子。他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娃娃，成为牛津大学的博士，可以说是学子中的佼佼者，是学业有成的优秀学子。
杨老担任教授几十年，他的教学、科研、著述、译著的实践说明，他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。他是一位由优秀的学子而逐渐成长、成熟起来的著名的专家、学者。杨老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，他百岁以后还潜心研读中国哲学，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。
杨老深知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他不仅由一个学子发展成为学者，他又从一位学者修炼成为具有较高精神境界的智者。学子—学者—智者，就是杨老一生发展的轨迹。
在杨老百岁时，我曾经写过《天地智者——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》一书，在拙作的结尾处，我提到了“杨敬年现象”。所谓“杨敬年现象”有两种含义，就普遍性来讲，“杨敬年现象”代表了一大批从旧中国走来的爱国知识分子。
他们看到国家的衰败、政府的无能、民众的苦难；他们远涉重洋，发奋求学，报效祖国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都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，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公正待遇和冤屈；改革开放以后，他们获得了新生，焕发出新的活力，有了不同程度的新建树。
就特殊性来讲，“杨敬年现象”却又非常独特，它的传奇色彩、跌宕起伏和无与伦比的感染力，它所引发人们所作出的种种思考，很难找到第二个实例。
我们可以通过解读“杨敬年现象”，观察和了解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演变，分析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心路历程。更进一步，研究“杨敬年现象”可以为我们揭示从一般人身上难以发现的求学、治学、临事做人的道理和经验，可以为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、探求人生的真谛，提供极其宝贵的智慧和借鉴。
杨敬年教授已经创造了奇迹；
杨敬年教授继续创造着奇迹！